面对野蛮，文明束手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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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山远

文明不是绝对的，更不是纯净的。文明之中夹杂着野蛮，甚至可能在某些特定时期，文明被自身中爆发的野蛮所吞噬。

书法家颜真卿之死

公元七八五年夏天，蔡州，几个野蛮的叛军士兵，勒死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噩耗传来，一个名叫怀素的僧人哀恸不已，挥笔写下：“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这位被勒死的老人，就是一代书法大师颜真卿，时年七十六岁。后人说，“学书当学颜”，其实，更值得强调的是，“做人当学颜”，他是中国历史上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这位大书法家，做官口碑极好，正大光明，磊磊落落，为唐朝一代名臣。历史评价其人“忠义强直，至死不变”，在被杀害之前，颜真卿已经遭遇多次死亡威胁：他被叛军将领执刀威胁，所居囚室内被挖大坑要将他活埋，叛军还架起木柴浇上油要活活烧死他……他浑然不惧，正气浩然。他最后的书法作品，是给自己撰写的墓志、祭文。

颜真卿多宝塔碑

颜真卿生逢唐朝由盛至衰之时，先是“安史之乱”，后是藩镇割据，他四处奔走、抗击叛军长达二十八年，虽屡遭佞臣诬陷，仍奋斗不止。颜氏家族，三十多人被杀，他的堂兄颜杲卿死得更惨，被俘后坚决不降，当面痛斥安禄山，后者非常愤怒，命人绑颜杲卿于桥柱上，肢解并吃他的肉，颜杲卿骂不绝口，叛贼钩断了他的舌头，说：“看你还能骂吗？”

颜杲卿在含糊不清的骂声中死去。

今天读颜杲卿、真卿兄弟的故事，黯然神伤。唐朝，一个伟大的时代，辉煌壮丽，群星璀璨，诗歌有李白、杜甫、白居易，书法有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绘画有阎立本、吴道子、韩干……中华文明至此攀上一个巅峰。但笔走龙蛇之手，却要沾满乱世的污血；无双的才华、高贵的灵魂，却被野蛮轻易扼杀。

面对野蛮，文明束手无措

这样的悲剧场景，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罕见。譬如，绝对担得上“伟大”二字的阿基米德，城破时正在研究几何图形，当罗马士兵闯进门来，沉浸在科学思考中的阿基米德提醒侵略者，不要踩坏他画的图。还有一说，请求侵略者待他运算完再下杀手，但后者立即用剑刺穿了老人的身体。

阿基米德之死

文明是向善的，而野蛮却只追求恶。在野蛮面前，文明往往如此脆弱。

当金兵铁骑 兵临城下时，汴梁，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一座通过《清明上河图》让后世窥其盛况的名城，面对一个落后的渔猎民族，却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任其掳掠。

史书中记载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金兵扎营城外，索要无度，有一天要的居然是元宵节的灯饰。然后，正月十四，以前灯火辉煌的汴梁一派死寂，城外金兵营寨却张灯结彩，庆祝元宵，金兵命令开封全体百姓上城墙“观灯”。可以想象，观灯者两股战战、满心恐慌的模样。

宋朝 文化空前进步，各个领域硕果累累，享誉千古，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 然而一个来自遥远北方、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轻易就给了大宋终极的侮辱。锦绣江山，衣冠文物，沦落不堪，最不堪的，还是人的命运。

史载：宋朝实在无法支付金兵的巨额金银索求，于是双方折算出了一个，以女性折抵金银的公式：王妃、帝姬每人折合金子一千锭；宗姬、宗妇每人折五百锭；族姬、族妇二百锭；贵戚女折金一百锭……那些精擅书画、迷恋词曲的贵族女性，还来不及在一个婉约缠绵的梦中醒来，就零落成泥碾作尘，成了蛮族的性奴。

文明在野蛮面前的不堪一击，让很多人愤懑、迷惑与绝望。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著名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与妻子，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时值法西斯最猖獗的岁月，茨威格曾经历过的那个昨日的世界不见了，他曾经熟悉的那个光荣时代结束了，他曾经在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也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裂得支离破碎以后消失了。而今，留他只身一人，被疯狂的时代马车抛在后面，“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

他不甘心见证文明的失败，他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没能穿过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他没能见到文明对野蛮的胜利。

文明输给野蛮，更多原因在于文明自身的内在缺陷。

美剧《权力的游戏》中，各种意外层出不穷，最富人文情怀也最能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守夜人总司令琼恩·雪诺，正计划与宿敌野人建立起联盟，共同抵御可怕的异鬼，却被手下兄弟们一人一刀杀死。他倒在雪地之上，大氅暗黑，大地雪白，鲜血殷红。

如果放在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博弈视角下，来看这部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提供了最好的隐喻，它不仅展示了权力争夺之间赤裸裸的残酷，更提示了人类悲哀的宿命:文明输给野蛮，更多原因在于文明自身的内在缺陷。野蛮很可怕，但导致对文明致命一击的，往往是文明自身缺陷引发的衰亡。

试想想，汉、唐、明，哪一个朝代开始，不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们面对文化落后但骁勇善战的北方游牧民族，并未一味退让，颇多有万里远征、漠北驱敌的壮举。即便是文弱的宋朝，缔造者赵匡胤也是马上得天下，以神勇著称。

事实上，宋朝的军事科技成就，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步兵拥有射程达三百六十米到四百米的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单兵武器神臂弩；骑兵拥有射程近两百米的大型复合弓；炮兵则拥有冷兵器时代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重型三弓床、车弩炮，据《武经总要》记载，其射程达惊人的一千六百米。这是火炮出现前，人类直射武器所能达到的极限。同一时期，欧洲最先进的大型希腊弩炮的极限射程，只有四百米。

不过，车弩炮神臂弩一类，还算不上宋军最可怕的神器，他们还掌握并熟练运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神器——火药武器，配合单兵弓弩或重炮的各种大、小火药箭、火蒺藜……宋军还研制出了第一种管状火器——突火枪；第一种火焰喷射器——猛火油柜；第一种开花炸弹——震天雷……这些火药武器并未只停留在实验室，两宋诸战皆有使用。

但掌握了如此多“神器”的宋朝，为什么仍然避免不了靖康之耻、崖山之亡呢？

靖康之耻

宰相就这样，国家能治理好吗?

宋朝重文轻武，气质偏柔弱，但这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什么？且看一个历史细节：

宋徽宗重用佞臣，一大爱好是听宰相李邦彦讲黄段子。李邦彦模样俊秀，在民间长大，熟习猥鄙之事，对答敏捷。他讲黄段子，应该是一边讲一边辅以肢体动作。有一次玩过火了，他把衣服全部脱光，露出斑斓的文身，现场做淫秽表演。徽宗大怒，拿起一根棍子满场追打。李邦彦顺着柱子攀到梁上，用娇滴滴的声音求饶，逗得徽宗笑弯了腰，命宦官传圣旨：“可以下来了，没事儿了！”皇后碰巧经过，暗自摇头叹息：“宰相就这样，国家能治理好吗?”

是的，宰相这样，皇帝这样，这个国家能好吗？靖康年间，金兵大举来犯，李邦彦是坚决的不抵抗派，坚决主张割地求和。一个霹雳炮手在城墙上冲金兵发炮后，竟被李邦彦枭首处死，结果再无人守城。文明，就这么轻易溃败了。

有着辉煌开端的汉、唐、明，都因为自身缺陷，无一例外走向了衰弱失控——有制度的缺陷，有文化的缺陷，更有人的缺陷。人是文明的核心，所有机密的掌握者。人身上的缺陷，诸如嫉妒、贪婪、偏见、傲慢……一切恶的因子，只要有机缘，就会开出恶之花。

“人类的良心”

只作用于同一个等级的“文明”

无论中外，这种自命为“文明”者，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负，睥睨野蛮。中国自古信奉“和合”文化，无论是真正地占据世界文明的高地，还是虚幻地意淫自己为天下之主，骄傲之外，倒也满足并追求“四夷宾服，万国来朝”。

大航海时代，达·伽马在印度洋掳掠了一艘非洲摩尔人的商船，抢劫了财物后，他下令放火烧船，船长苦苦哀求：“我们是举手投降的，并没有丝毫反抗，请你凭着人类的良心看着办吧！”

但达·伽马又怎么会把摩尔人看作“人”？他坐在自己的船舱里，通过舷舱欣赏大火吞噬商船的景象，看着妇女紧紧地搂住儿童，用最动听的语言哀求饶命，最后下令开炮轰击，把熊熊燃烧的船沉入海底。

他没有任何愧疚，因为“人类的良心”，只作用于同一个等级的“文明”。

这就是答案：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制造奥斯维辛；衣冠楚楚的绅士，转眼能变成残酷无情的刽子手……这就是所谓“文明”对所谓“野蛮”所干的事情！

哈佛毕业，学会了用刀叉吃人肉

有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换句话说，野蛮不可怕，就怕野蛮加了文明的包装。就像一个笑话：记者采访一个从哈佛大学深造结束即将回国的食人族酋长：“你回去还吃人肉吗？”酋长说：“当然吃啊！”记者大惊：“那你上哈佛不是白上了吗？”酋长不满意了：“谁说白上了？我现在会用刀叉吃人肉了……”

历史不是笑话。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他所著的《日本帝国衰亡史》中，这么叙述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对一个被日本人认为是自己文化发祥地的国家施以如此惨绝人寰的野蛮暴行？任何一国军队的军人在外国的国土上失去控制后做出他们在国内绝不敢犯的野蛮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无法说明日军暴行的规模和严重的程度。这些暴行只能是在某些比较激进的军官的唆使下干出来的。这些军官认为必须教训中国人……”

日本人总是热衷于把侵华归结于“教训中国”，在他们眼中，日本是文明先进的，中国是野蛮落后的，这种“教训”并不需要文明层面上的交流，低等民族只需要用恐惧来征服。他们甚至带着道德优越感来进行这种武力征服，他们认为征服中国之后，中国人才会听日本人的话，进而接受高素质民族的改造。

文明不是绝对的，更不是纯净的，文明之中，夹杂着野蛮，甚至可能在某些特定时期，文明被自身中爆发的野蛮所吞噬。

即使在今天，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瞬间也可能摇身一变为斯文败类，暴露其最野蛮的一面，更遑论一般人了。文明之中的野蛮，就像一个再健康不过的人，体内也都有原癌基因，如何抑制其不恶化为癌细胞、恶性肿瘤，是医学上至今未解的一大难题。

如何抑制内心的野蛮冲动？如何抑制、剔除文明中的野蛮基因？这是当前一个更大更无解的难题。

文明战胜野蛮是必然的吗？

我们相信，人类社会 会不断摒除野蛮，走向文明，因为绝大多数人向往文明。文明意味着尊重生命、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建立一种理性的科学的生活方式，让绝大多数人都有安全感。而野蛮则轻视人的生命、尊严、理性的价值，妄图用恐惧让多数人变为奴隶。人类历史正是因为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与保护，顽强延续到今天；文明战胜野蛮，是必然的。

但我们必须看到，对文明而言，野蛮如附骨之疽，即使在高度文明的躯体内，也隐含着种种反文明的野蛮因素，存在着恶化的风险。在今天，我们身边有许多现代的野蛮人、文明的野蛮人、他们甚至高智商、能力超群、技艺娴熟，他们有高度文明的外表，但还有一颗没有跟着进化的野蛮之心。

或许，直至遥远的未来，人类文明终结，也不可能消除野蛮。而人类能做的，就是保持文明对野蛮的绝对优势，保持对文明内部野蛮因子的有效遏制。

还有人乐观地说，古代野蛮的游牧民族征服文明民族之后，往往在文化上被文明民族征服，最终实现同化，走向文明。

是的，历史确实如此，但那是历史，我们都活在当下，我们要努力不重复陷入那样的历史，被野蛮打脸、唾面、蹂躏，徒劳地寄希望于时间与来世。

那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痛，一下一下，告诉我们，痛，剧痛，极痛，我们不能再被野蛮——外部的与自身的野蛮——征服。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文明中，但文明却常常被野蛮打脸。

哈耶克 说：“从短期着眼，我们是观念或思想的俘虏，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可见，人类究竟是拥抱文明，还是堕入野蛮，取决于每个人对文明与野蛮的理解。

如此宏大的话题，只有极少数能站在人类思想高处，俯瞰文明历史的绝世天才，才能由表及里，触及问题的根本。

威尔·杜兰特，正是这样一位天才。他是普利策奖及自由勋章的获得者，美国思想史上的巨人，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 半个世纪苦行僧式的学术钻研，一对灵魂伴侣的殉难式的终身事业，一位伟大哲学家对人类思想的终极探索，造就了杜兰特夫妇《文明的故事》。

杜兰特以大师的优雅笔法将“文明与野蛮”的故事娓娓道来，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感知人类文明的兴亡起伏，并以此反思自身。正如《纽约时报》所评，这套书说的是历史故事，“真正的精华却是叙述当代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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